大盛魁商号在经商所经受的苦难和尊贵都达到了极致
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多个层面，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长期延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固定不变的模式。商贾虽然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从事商业的人是不被看得起的。这其中为什么产生如此大的反差？
一是卑贱的地位与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封建王朝极为重视农业，农业是本业，所以历朝历代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商鞅变法有关重农抑商政策有这样的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重农抑商的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之所以得到大力的继承和发扬，与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是分不开的。同时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税收来源，往往对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这种政策导向不仅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空间，也加剧了商人的边缘化地位。
二是“士农工商”的排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农民因此占据了基础且重要的地位。士人阶层，作为知识与文化的传承者，以及政治权力的潜在参与者，自然也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相比之下，商业活动虽能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但在古代社会普遍重视农本思想的背景下，其被视为“末业”，自然难以获得与士、农相媲美的社会地位。
三是 政治权力的影响。 在古代，政治权力与土地、军事紧密相连，商人虽富却乏政治力。商人常被视为暴发户或投机者，其逐利本性及冒险精神易致剥削农民，被视为狡诈且不事生产。重农轻商思想由此而生，商人难获政治认同。商业活动风险与收益并存，诱使农民离田逐利，动摇封建统治根基。
四是 文化观念的束缚 。古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往往强调“重农抑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人们对“士”的崇拜和对“商”的鄙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士人阶层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而商人则因其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被视为缺乏精神追求和道德底线的群体。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偏见和歧视，使得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化。
在统治阶级的引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中的职业印象日渐沉沦，商人成了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商人本身有限的话语权无法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习惯，更加使得商人整体阶层地位低下。财富的宠儿，地位的弃儿，商人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都与这一制度相始终，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当完备，它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为固定的阶级利益，而商人在这样的时代无疑会成为统治阶级打压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草卑贱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在《茶叶之路.》中称旅蒙商写道，“从亚洲腹地掀起的商业风暴，旅蒙商唱出的大风歌。
一是旅蒙商是从随军贸易产生的。清朝初年，在政府的军队里，出现了一种随军贸易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康熙年间中叶，清帝率大军亲征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在现新疆西部）叛乱时候，由于战线拉长，清政府的随军贸易组织就更为庞大。随军的贸易商贾为部队贩运军粮、马匹等军需外，还兼做民间生意。例如，他们把中原地区的茶叶、布匹、粮食以及草原牧民所需的其他生活日用品运往草原，而换回草原牧民的皮毛等畜产品。人们把这部分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从事这项贸易的主要是山西、直隶的部分汉族商人。明朝和清初，中原商贾进入蒙古地区贸易，政府是有严格限制的，能随军贸易的旅蒙商毕竟是少数。
二是旅蒙商新体系。 明朝初期，对蒙古的贸易政策谨慎而保守，边境的马市作为汉蒙贸易的窗口，其设立与运作均透露出浓厚的防御色彩。然而，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随着明朝的日渐衰落，官方对边境的管控也逐渐松懈，马市逐渐繁荣，成为连接中原与草原的重要纽带。张家口、归化城等市场更是名声大噪，茶叶等中原商品经由这些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蒙古，乃至更远的俄国。 康熙皇帝深谙商贸对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他并未简单地废除旧制，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旅蒙商”体系。这一新体系鼓励商人以骆驼为伴，沿着古老的驿道和驼路，深入蒙古腹地，开展跨边境的商贸活动。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汉蒙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使得“万里茶道”这一商贸通道得以初步开拓与形成。 康熙三十年的多伦诺尔会盟，更是将旅蒙商贾的贸易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是旅蒙商的规定是严格的。清政府规定，旅蒙商人不准在蒙地建筑房屋留居，不得携带家眷，不准和蒙古妇女结婚，不准任意闯入未经批准的蒙旗经商，并规定务于一年内勒限催回。对进入蒙地的商品种类也有极严格的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用的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铜、铁等金属输入蒙地，同时也严禁向蒙人贷放白银。清政府对违犯上述各项规定者，分别处以罚金、没收货物、驱逐出蒙地、禁止再入蒙地经商或判处徒刑等刑罚。
四是旅蒙商开辟了万里茶道。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以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成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商人蜂拥而至。清政府给其中一些商人颁发了经营执照（部票），允许他们到蒙古高原进行贸易。清朝通过出售经营执照来保证其驻蒙古官员也能去参加了的运作。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 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他们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筑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和住宅，形成了蒙汉等族进行贸易交换的买卖城。当时产于湖北、安徽、福建的砖茶，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的麦粉、金属器皿、供佛用品，产于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集中到张家口、归化城等地，然后再通过万里茶道运往蒙古高原，直至俄罗斯和欧洲。
旅蒙商对这种机会反应迅捷。尽管商人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地位最低，但事实上，由于旅蒙商所积累的财富，他们拥有实际上很高的声望。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60年代，仅漠北地区定居的旅蒙商号多达五百余家，经商活动的商人多达二十余万。到19世纪末，有三个旅蒙商的商号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实力强大。它们被称作旅蒙商号是设在蒙古的九个汉人商号中最强大的三个，其中大盛魁又独占鳌头。
（一）旅蒙商与中原商人在诸多方面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旅蒙商，穿梭于草原与都市之间，需适应多变的自然环境与民族习俗，其经营之路挑战重重，既需胆识亦需智慧，更需对远方市场的敏锐洞察。而中原商人，则根植于繁华的中原腹地，商业网络四通八达，信息流通便捷，虽竞争非常激烈，但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更易把握商机。若论难易，实则难以量化比较。旅蒙商之难，在于征途的遥远与未知；中原商人之难，则在于市场的精细与竞争的白热化。两者各有千秋，亦各有挑战，难以一概而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各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二）大盛魁商号与西方企业发展史同步。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叫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都是山西太谷、祁县的穷苦的农民，没多少文化，没有背景。能在清朝初期蒙古高原的归化城，在这样一个不太容易创业的环境建立一个商业帝国，万里茶道的旗舰店，富可敌国的亚洲跨国第一商号。是非公有制企业股份制的先驱，与晋商一道创建了“汇通天下”的金融体系,“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大盛魁的主要贸易有以下三种：银票信贷、牲畜买卖和茶叶贸易。1662—1722年(康熙年间)到1929年歇业，大盛魁商号持续经营270年。大盛魁商号昌盛时期，拥有白银2000多万两，驮货骆驼上万峰，在蒙古地区及内地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分别设有分号、茶庄、绸缎庄、货栈、牛羊店、养驼场等。一直有“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之说。
一是学徒的艰难的学徒生活。别的商号三年或五年出徒，大盛魁商号是十年。大盛魁商号对学徒有严格的培训体系，三年的基础学习期，他们需掌握多门语言，尤其是蒙语的精通，以及满、哈萨克、俄语的基本交流能力，此外，算盘、书法、商业信函的写作等技能亦不可或缺。随后而来的七年考核期，更是对他们身心与意志的极大考验。前、后营的轮转，成不了家，立业也难，尤其是清朝政府不允许带家眷，这就是旅蒙商商人无家的普遍现象。在与恰克图做贸易的买卖城几乎见不到一个女人。18世纪的俄国学者帕尔申曾旅行到此，在俄国海关税务总监的府邸里亲身体验了“中俄友谊”，并记到了他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这是一次俄式节日里双方政商人物的聚会：“中国人衣着非常讲究，“买卖城彩灯成行。俄国人女人带着孩子去看灯和烟火，中国人请吃糖果，甜点，喝绍兴酒和草浸酒，艺人的精彩表演。”当然大盛魁商号商号建立了完善的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丰厚的奖励和晋升机会，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二是驼队的艰难驮运路途。在那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穿越六千五百多华里到前营乌里雅苏台，六千八百多华里的后营科布多，一千五百多华里库伦，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长途跋涉、爬冰卧雪，还要时刻警惕狼的袭击和土匪的抢劫、屠杀等，是不确定性的。在邓九刚老师的笔下，旅蒙商人与驼夫们展现了一种超越平凡的气质，那是一种对广阔天地的征服与敬畏交织的情怀。他们将大青山视为归化城的威严门槛，而未曾涉足库伦、乌里雅苏台的，则似乎失去了某种荣耀的徽章。在这些老者的世界里，汉口的风云变幻，虽远必达，成为茶余饭后的热议。他们对现代的轻视，或许源自于那份对古老驼道无法割舍的骄傲，那是一种时代的印记，深深镌刻在他们的灵魂之中。
三是大盛魁商号艰难的创新之路 。大盛魁商号打破了传统商号单一经营的模式，涉足了茶叶、丝绸、药材、皮毛等多种商品的贸易。这种多元化的经营策略，不仅分散了经营风险，还使得商号可以依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保持长久的竞争力。积极寻求与各地商号的合作，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通过跨区域合作，商号可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信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大盛魁商号在内部管理中引入了股份制理念，通过股份的分配和转让，实现了资本与经营的有机结合。 积极引入新技术和新工艺，提高了商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率。例如，在茶叶工艺流程中使用先进的炒制技术，使得茶叶的口感和香气更加纯正；在药材储存过程中采用科学的防潮防蛀方法，保证了药材的药效和安全性。票号的建立,更是让大盛魁在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王相卿就是他们当中早期的银行家和贸易家。
四是大盛魁的成功也面临着挑战。在极盛时期，大盛魁在蒙古牧区市场占据垄断地位。民国初期，由于时局的变化、交通受阻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排挤和冲击，大盛魁慢慢的出现经营困难，最终于1929年因年年亏损而歇业。仅大盛魁在科布多地区一次被宣布无效的债权和被没收的货物价值就达到200-300万两银子，这类损失直接引发了归绥城内众多商号的破产。
一是在蒙古高原，处于垄断地位。 大盛魁有清朝颁发的龙票。上印有满清帝国四种官方语言中的三种：满语、蒙古语和汉语，还盖有玉玺。龙票的周边印有彩色的龙的图案。没有人知道大盛魁是何时拿到龙票的，不过龙票是发行银票的执照却广为人知。
二是代理朝廷收税。 对以牲畜的形式征收税务以及保证游牧的劳动力也至关重要。清朝廷在蒙古征收税务的结算以银两为准。可是银两并不那么容易得到，税务便转化为牲畜的数目。然而以牲畜的形式征收税务有许多问题，比如牲畜的质量、运送牲畜的时间以及运送本身等等，官员们没那么多的精力来处理这样一些问题。于是清朝廷指定大盛魁商号作为其官方的代事负责蒙古地区的税收。
三是为王府王公服务，包办进京。大盛魁愿意通过贷款为这些王公提供旅费以及在京城的费用，贷款数额则是根据每个王公旗下成年男子的数目来决定的，然后根据这个王公旗下的人口来决定债务的偿还。王公从贷款中获利，不过他偿还本金以及高额利息的任务则由他的旗民承担。
出发去北京之前，蒙古王公会要求大盛魁派一个人陪同，以帮助他支付路上的费用。大盛魁的雇员会负责以下一些支出：为王公购买衣服、答谢官员、招待客人，以及王公旅途上一般的打理和费用支付。大盛魁的雇员知道蒙古的王公贵族不想给人留下穷人的印象，于是以他们的名义向官员们赠送昂贵的礼物，或者因为得到礼物而送出更加昂贵的回礼。总之，每一宗花销都是最奢侈昂贵的，这样他们的债务很快就会积得很高。
四是大盛魁商号和王公紧密合作，以保证官员以及商人们都有利可图。大盛魁，一个集银行业、茶叶贸易与牲畜交易于一体的商业巨擘，其辉煌历史映射出中国经济北上的壮阔图景。票号作为金融血脉，润滑着复杂贸易网络，大盛魁凭借金融智慧，在蒙古社会政治结构中游刃有余。其不仅滋养了中原农耕腹地，更满足了草原经济的独特需求，展现了经济一体化的深远影响。然而，20世纪俄国势力的介入，为这一繁荣图景蒙上了阴影。大盛魁的兴起，是中国商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他们巧妙利用地理差异，构建起横跨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桥梁，彰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
五是大盛魁商号做标准。大盛魁商号有龙斗，有标准斗，都是行业标准。大盛魁商号的驼队结构成为行业的标准，把子，房子，都有固定的标准数量。大盛魁商号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装24块的，名二四菜，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市多等地蒙民最喜喝。另一种是每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商号每年运往蒙古、乌、科等地的三九砖茶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就是货物都依包装形制，分为没打包的散货和打好的篓货、箱货两种，皆有行线;，这是给清军运粮留下的传统。大运叫走运，小运叫起房，其中又以处暑之后到冬至之前这段持续三个多月的秋冬大运为最盛。在这段时间内，骆驼刚结束换毛，精力状态最好，牧草在秋后逐渐变黄干枯，但只要还没下大雪，就不会被积雪压倒沤烂，堪称优质天然饲料。这时的草原上风吹草摆金浪摇曳，是全年最舒爽宜人的时节。
六是大盛魁商号对于选中的手工业户，当其、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种做法类似于供应链金融中的资金支持，促进了供应链上各环节的共生和发展。而供应链金融正是共享经济在产业链层面的一种重要应用。受到行业的尊重。总是处于商会会长的位置。
七是大盛魁商号大掌柜或许是有官品之人。据说，大盛魁商号大掌柜是四品官，但是没看到相关文书。考虑清朝官品是给官员的，非公有制企业或许没有，但是考虑大盛魁商号通天，有龙票，有代理税收资格，官居四品未尝不可或者参照执行。吕洛青撰写的《大盛魁印票庄简介》，例如大盛魁驻库伦的分店，就是从内地运去砖瓦木料等，盖成内地式的房子。蒙民每天派两人两马在门前应差，不论大盛魁的伙友外出办公或游玩，都由蒙民应差人用腿当支凳扶上马。他们前头跑，蒙民后面跟，到了目的地还得照样扶下来在旁等着，待其事完后还得照样送回去第十任大掌柜段履庄声名显赫。段履庄（1874—1940），字敬斋，清未民国时祁县南社村人。民国3年（1914）登上经理位置，兼任绥远省和库伦商会会长。时值局势动乱，大盛魁营业受到严重影响。内蒙古土默特骑兵军官玉禄叛乱，在百灵庙一带骚扰，附近牧民逃避一空，袁世凯派员至绥远力主招抚，段履庄从商号利益出发挺身而出，主动偕同武尔功等当面向玉禄表示“愿以大盛魁全部财产及本人生命担保，收编后保证玉禄全体的安全”。乱平后，段履庄声名大振，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和二等“嘉禾章”，聘为农商部顾问，并赠“拱卫绥远”匾一块，表彰其功绩。中俄交涉署成
一是大盛魁商号作为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商号，其受到尊贵待遇，无疑对当时社会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转变“重农抑商”这一传统思想上。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更为商业活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万里茶道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在大盛魁商号辉煌的时代，其卓越的商业成就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商人的价值与贡献。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追逐利益的群体，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观念的转变，为商业活动的繁荣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是大盛魁商号作为万里茶道上的旗舰店，其成功经验和商业模式也为其他商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大盛魁的引领下，慢慢的变多的商人投身于茶叶贸易等商业活动中，推动了万里茶道的兴盛与发展。这些商人不仅将茶叶等商品运往远方，更将中原的文明与智慧带到了草原和更广阔的地区，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因此，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受到尊贵待遇，不仅是对其商业成就的认可与肯定，更是对整个商业群体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束缚，更为商业活动的繁荣与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万里茶道的兴盛则是这一转变的直接体现和必然结果。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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